Thorkil Sonne和他的儿子Lars家里，Lars患有自闭症

两年前，我在Rippling这本书里读到丹麦社会企业家Thorkil的故事，深受打动。Thorkil的儿子在三岁时被诊断出自闭症，他没有在打击下消沉下去。他阅读自闭症相关书籍、参与丹麦当地相关自闭症组织、细心观察儿子及其他自闭症人群的天赋和潜力，并在丹麦开拓性地创办了为自闭症人群提供IT就业的社会企业Specialistern。几年后Specialistern已通过特许经营模式复制到了十多个国家，Thorkil还创办了TheSpecialist People Foundation，致力于为世界上一百万自闭症及类似疾病人群提供就业机会。

Thorkil不认为自闭症人群是患者，他敬称在Specialistern工作的自闭症人员是咨询顾问：“ 自闭症人群就像蒲公英，放错了地方是野草，放对了地方是草药”。他于5月下旬和6月中旬接受了我们的远程采访。在采访过程中， 我们欣喜地发现Thorkil，有意向将他的社会企业模式带到中国来，并正在探索可行的方案在中国寻找到具有就业潜力的高功能自闭症人群。

就此我邀请我的朋友巧祎和柯如，后续采访了一系列中国的自闭症组织：为残疾人提供IT就业岗位的社会企业残友集团，自闭症NGO星星雨、无障碍艺途，以及电影《一首摇滚上月球》里的罕见病父亲李正德。欢迎大家阅读后续推出的“自闭症组织故事”之中国本土篇，也欢迎大家收听本系列采访的音频。

Qiaoyi：您在创业时是如何向外界解释您的理念？

Thorikil：在创办初期时，第一个客户是我原来的雇主TDC，一家丹麦的电信公司。当时虽然我已经辞职，但仍有很多同事愿意帮助我。起初我希望直接联络各个部门的经理，看看是否有适合自闭症人群的工作 。在和他们的沟通过程中，我询问他们是否有工作是令在职员工觉着枯燥，或是招不到人、需要在严格监管下执行的，比如软件检测、质量检测这样的工作。最终，我找到了这样的工作，并与TDC签订了协议，公司愿意雇用自闭症人群完成这些工作。

当时最大的挑战是寻找具有开放意识、乐意展开讨论的公司，并且信任我创办的企业可以完成他们委托的的工作。当时我们的理念是 －－我们负责培训自闭症人群，随后让他们在企业合作伙伴的公司中任职， 担任咨询顾问。与SAP合作模式就是这样。有相关的职位出现空缺后，我们就对应地培训自闭症人群，最后SAP直接聘用他们。目前SAP是我们主要的商业合作伙伴。所以，最初十年大概是这样运营的，期间我需要自己来雇佣这些自闭症咨询顾问为客户服务。目前，我们的工作重点是让企业 客户直接雇佣培训后的自闭症人群。

Qiaoyi：在您企业扩张的期间，我们注意到您把事业带到了许多的国家和不同的行业中。您希望为自闭症人群找到更多适合的工作，您还考虑扩张服务群体，为其他残障人群寻找工作机会。在您扩张期间，如何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呢？有什么要求吗？

Thorikil：目前我在美国推广我们的事业，与我们的合作伙伴签订协议。我们与美国弧光会（The Arc）合作，它是美国最大的残障人群服务组织，在美国有700多个分会，服务各类的残障人群。我们已为其在纽约、费城的分会提供了培训。在硅谷，我们也为另一个合作 伙伴提供了培训。这是我们希望可以持续的合作方式——在人力供应端，我们寻找有合适资历的自闭症人群，经过培训后让他们符合职位的要求。

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和在相关领域经验丰富的合作伙伴建立联系，这类机构在当地已经有成熟的脉络，并且不仅为自闭症人群提供服务。因为在企业中，有许多能力超群的员工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经受精神分裂、抑郁、注意力缺陷症候群（ADHD）的困扰。当我们与经验丰富机构合作时，他们已经拥有了为许多人群服务的经验，我们的技能也能随之得到扩充，让更多的群体受益。

如果我们要将这个理念引入中国，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中国的需求。根据我们在许多国家的经验，一个国家约有1%的人口符合精神咨询 师对自闭症的诊断标准，在确诊人群中有5%是我们的目标服务群体。比如中 国约有10亿人，如1%的人被诊断为自闭症，即1000万人。这其中5%是我们的 目标人群，他们能力超群、非常聪明，拥有工作能力，这就有50万人。所以我们有能力为这50万人争取工作。

中国在地理上远离欧洲和美国，但我们也希望能和在中国的、规模和服务与美国弧光会的类似机构进行合作。我们还需要政府的积极 支持，随后，我们会与中国企业沟通，讨论满足公司的需求、让通过培训的自闭 症人群胜任公司的某些工作的可能性。

Qiaoyi：您能进一步讲解一下目前的特许经营模式（Franchising Model)和质量把控的方法吗？您又如何在各国不同的法规框架下推 广合作？您会在当地雇佣相关方面的专家吗？您是否有自己的律师保护您的利益和产品？您为合作伙伴都提供什么样的培训？

Thorikil：我们是以授权的方式进行培训。一个常规的培训项目里，我们先对海外合作伙伴的管理层进行培训，随后我们会签订特许 经营协议。认证和重续认证的过程都是为了保证质量，保护我们的品牌，始终确保我们传递高质量的知识。目前，我们在12个国家都使用这样的模式。对于中国和印度来说，我们可能先培训美国的公司，然后再找其中国分公司公司进行落地合作。

中国是我们的下一阶段的重点，我们期望能在中国为20万名自闭症人群找到工作机会，而最大的挑战是找到我们的目标服务人群。尽管我们估计中国有一千万自闭症相关人群，但大多数都还没通过精神咨询师确诊。所以，在中国正式落地前，我们需要相关的人群拜访精神咨询师，并获 得准确的诊断。

Qiaoyi：您刚才提到已经在12个国家推广了目前的合作方式，请问您如何创造、维护如此规模的团体？如何确保大家的服务质量，以 及如何鼓励这些成员沟通并传播您的理念？

Thorikil：个人来说我觉着我们做的还不够。媒体刊登的不少文字和图片报道已经启发了很多人，他们都希望自己可以有所作为。我 们希望可以进一步通过互联网传播我们的知识和经验，让这些信息更容易地为他人所用。除了我们目前在线下的合作，我们希望可以建立一个网络虚拟社区来分享信息。

Qiaoyi：针对这个虚拟社区，您有什么具体的实施计划吗？

Thorikil：目前我们规模有限，但会在适当的时机做出行动，同时将注意力放在我们目前的成就上也非常重要。如果融资成功，我们 可以建立另一个分享平台。目前我们的目标是为一百万个自闭症患者找到工 作。这是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希望达成的目标，而完成这个目标才会让世人对不同人群有更加正面的看法、更加接受他们，但这只是改变对自闭症人群认知的小小一步，前方任重而道远。然而，就像我们现在接触的 一样，在这个社区内，草根的力量可以非常强大。很多的好心人，尤其是家人朋友间有自闭症患者的人，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活动得到启发，为他们的家人朋友带来希望。如果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分享信息的平台， 这些强大的正能量都可以用于发展这项事业。

我很有信心完成“百万职位”这个目标。目前的传播主要靠叙事性故事为主，通过这些故事我们传递给大家一些希冀。在这12个国家里 ，我们已经开展了展示活动。目前，我们还是主要与已经签订协议的伙伴进行合作。我相信，中国肯定有大型的组织，或者是非政府组织对心智有别、身体有别的人士提供服务，这些机构和政府也应该有很好的关系，将来也许我们可以合作。

Qiaoyi：您说到您的机构很小，那有多少工作人员呢？大家如何分工？是否有志愿者呢？

Thorikil：我们的全球总部有5-6个人负责运营，美国的分公司也大概是这个人数。我们在资源方面还比较受限。目前的工作重点放在建立合作关系上，合作伙伴包括企业、大学、学者的研究机构等等。目前已经有很多机构向我们伸出了橄榄枝，但我们还没有能力承接相应的合作。在已有的这12个国家的分支机构里，自闭症患者的家长是我们的 主力军，我们也希望在这些国家建立志愿者活动。总部主要是负责建立合作脉络，协助各个分支机构。我们希望这个基金会的核心保持小而精的构造，分支机构方面我们需要利用更多的资源和人力。

Qiaoyi：那工作人员如何建立这些合作关系呢？

Thorikil：以SAP举例来说，这个全球最大的IT公司已经表示，在2020年全球人力中会有1%的职位由自闭症患者担任。当SAP希望在其他国家，比如俄罗斯，招聘自闭症人群时，我们会就参与进来，与当地的机构，以及我们自己的分支机构合作，同时也吸引为残障人士服务的机构一起参 与培训。我们计划是和这些机构在我们母公司的监督下一起运行我们的培训。

如果我们要在中国开展工作，就需要类似SAP或其他的全球性企业向我们提出雇佣中国自闭症患者的需求。然后我们会与相关的政府层面、服务机构商谈，共同探讨我们在中国开展服务的机会，以及我们可能需 要的政府支持。同时，我们也要和现有的机构进行合作，这样我们就能资源互补，共同为自闭症人群创造工作机会。

在法律支持方面，一间律所为我们提供免费的支持。因为资源和时间有限，我们还无暇通过市场营销获得更多的关注，我们主要通过 与企业合作扩大我们的规模。在知名度方面，我们会在某个国家落地之前先做一些宣传，引起大家的关注。

Qiaoyi：您之前提到过对中国的市场有很大的兴趣，希望可以在中国落地。目前您对此事如何计划？有具体的时间安排吗？

Thorikil：对，应该就是这两年，明年或者后年吧。这些全球公司对这个项目都非常感兴趣。这些公司至少都有一个分公司在中国。 在我们和合作伙伴中，CAI和SAP都在上海有分公司，既然我们的合作伙伴已经在中国落地了，那么基金会的参与仅仅是时机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市场规模非常大，可以在中国为二十万自闭症患者找到工作机会。

从我们为全世界自闭症及其他残障人群提供百万职位的项目现在的进展来看，我们已经对如何提供、在哪里找到这一百万个工作岗位有了一些不错的点子。这个项目最初始于欧洲，目前的重点是北美，计划下一个目标是印度和中国。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大国，我们估计这两个地区可以争取更多的工作机会，所以，我们并不仅仅只看重欧洲和北美，中国和印度的市场空间更大。

Qiaoyi：听起来非常激动人心，非常期待您能把项目带到中国来！

Thorikil：对，我也觉着这将是一次丰富多彩的经历。我只来过中国两次，到过山西和天津。我在山西参加了一个国际经济论坛，并 在那里见到了一些人。我带着会议公告回了北京，在1997年前我还去过香港。我特别期待在中国落地我们的服务。

Qiaoyi：那您会选择在哪个城市先开展工作？

Thorikil：这取决于我们的合作伙伴。SAP在北京、上海、广州都有分公司，在上海和成都分别有研发实验室。他们可能有很多分公司，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否有研发所。成都，成都在哪里？你知道吗？

Qiaoyi：是的，成都在中国西南部，你所知道的熊猫也在那里。事实上，成都是一个非常不错而且安逸的城市，我认为你会喜欢那里 的。那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城市。

Thorikil：成都，我已经在地图上标好了。对，那么我们很可能在上海和成都间选择一个城市落地。

Yiruo：接下来想询问一些和您家庭相关的问题。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平凡父母家里有自闭症子女，为什么是你而不是别人成为了一个世界级的社会企业家来帮助这些自闭症患者？

Thorikil：为什么是我?其实我也不知道（笑）。我曾参加过一些社区服务、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从性格上来说我喜欢带着积极的心展望未来（笑）。我有 IT 背景，也在丹麦的自闭症患者组织当志愿者。这些 经历以及我的家庭给予的支持促使我行动起来在做后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幸运的成分，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都有。

Yiruo：你提到天时地利人和，那这算是一种捷径吗？在你之前的工作中是否遇到一些对你很重要的人?

Thorikil：当然有很多人，遇到贵人是有决定性意味的时刻。我有另一个重要的时刻，是美国特拉华州（Delaware）的一位朋友邀请 我移居特拉华州，这给了基金会将工作扩展到美国的机会，使得这个项目的规模瞬间由小变大。我也遇到了一个自己的贵人——Ashoka的杰克－爱德华兹（Jack Edwards），他成为了我的导师，也是基金会董事成员。

Yiruo：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您的儿子。他在儿时表现出惊人的绘画天赋和记忆力，给家庭带来了很多欢乐。当他被诊断患有孤独症时，您不仅尽全力帮助他具备生存能力，更希望他能够有蓬勃发展的未来。您能 介绍一下他现在的情况吗？他是在您的公司工作是吗？是否根据您的愿景茁壮成长了呢？

Thorikil：他现在17岁，正在美国读高中，两年后就要毕业了。他不在我的企业工作，也不知道他以后是否会来这工作。但我考虑的 是，无论他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我们都会全力帮助完成他的职业规划。但我创立的公司不仅仅是为了给像我儿子一样的自闭症患者提供工作，而重要的是要逐步改变社会对这类人群的认知。这样，和我儿子一样相 似的人就可以有权选择一份职业，社会也会提供更多更好的机会供这类人群选择，并实现他们的事业愿景。

Yiruo：一位中国妈妈告诉我,当她的儿子被诊断有自闭症后，她决定参加当地自闭症人群的志愿活动，同时她女儿也决定成为一名乡村教师。您是否 能和我们分享，您孩子的诊断对您的家庭成员有什么影响？

Thorikil：我想所有的家庭成员的思维都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宽容，变得更愿意接纳个体的不同之处。拉思（Lars，被访者的儿子） 的兄妹有了更多的社交技能，发展出一些之前不曾想到的道德观。他们绝不会欺负别人，还会保护被欺负的人。他们感恩拉思出现在他们的生命中。拉思在没有他人保护的情况下很容易受到伤害，但只要他们在，就一定会保护、支持拉思。我想他们并未因为家中有一个身患自闭症的兄弟而受到限制，这样的经历反而对成长的他们很有帮助。

Yiruo：我想这是一份送给您家庭的礼物。人们有时厌恶自己，他们觉得自己太胖或者对自己的家庭环境不满，但每个人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有缺点。作为孤独症孩子的父亲，您非常的宽容。您愿意对那些不喜欢 自己的人说些什么吗?

Thorikil：那我想用一个蒲公英的比喻。这是一种美好的花朵，在全球各地都有。孩子们喜欢这种花，每个孩子都有吹蒲公英的美好 记忆。但当他们成人了，置办了自己的不动产后，在花园里再次看到蒲公英时就不再喜欢它了。这时的他们把蒲公英当做是破坏景色的杂草，他们只喜欢自己规划种植的花朵。

尽管花朵依然如故，而人在成长中不断经历变化。曾经捧在手心的花朵却成为了眼中钉与花园规划的敌人，而你想要的是邻居家尽善 尽美的花园。我们需要换一种思考方式，考虑蒲公英是一种益处多多的植物，它既有营养、又健康。

其实人也像蒲公英一样，我们长大后想要独力，找到自己的安身之处。如果我们被新的环境接纳，我们会很高兴。如果我们觉得被排 除在外，就会被认为是社会的糟粕。人人都有创造价值的潜能，但只有受欢迎的人有机会影响别人的价值观。因此我想，有时一些人经历挣扎、低潮期、没有自信时，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被接受，被认为是社会的杂草。如果我们能改变环境,这个社会对这类人就具有积极的 认知，这将会改变人们的观念和生活，而这就是我们想做的。

自闭症人群经常被认为给社会带来麻烦，可我们想要告诉社会，这和用看杂草一样角度看蒲公英是一样的。对待自闭症人群，我们可以采取一种“全身都是宝”的新角度，让他们的不同为社会增光添彩。我们需要感谢他们、理解他们，这样我们人人都会用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为社会创造价 值，这样每个人都将从中受益。如果我们可以创造一个珍惜不同的社会,那么自闭症人群将不被排除在外。这就是我们目前在全球范围做的事情。

Yiruo：谢谢Thorkil。最后，你有什么问题想通过我们了解吗？

Thorkil：有的。你知道自闭症人群被分为低功能，中等功能和高功能， 我想了解在中国有多少接受高等教育有较大就业潜力的高功能的患者？如果在中国自闭症人群主要是低功能及中等功能的，那么我不是很确定把我的模式带到中国的潜力有多大。

Joy：是的，根据我所参加过的“自闭症认知日”（Autism Awareness Day ）的情况来看，中国人对自闭症患者的印象是他们不善于沟通和表达自己。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不知道有高功能的自闭症人群的存在，他们对自闭症人群的理解也不完善。

Thorkil：据美国数据显示，每68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患有自闭症，也就是1,5%。并且自闭症是会伴随一生的障碍。对于中国的人口数量，1,5%就意味着20，000，000人是自闭症患者。但是他们没有被确诊，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合 适的方法来帮助他们确诊。在美国和欧洲的服务人群里，大部分人都可以从我们现有的知识中受益。在中国有高达20，000，000的自闭症患者，我们相信如果他们可以被确诊，里面是有很多人有这个潜力来接受我 们的培训和帮助的。

YiRuo：现在在中国也有很多帮助残障人士的社会企业和公益组织，比如星星雨，残友，无障碍艺途等等。他们很好奇在残障人士在丹麦的生活情况是怎样的。他们接受的教育、提供的工作、社群的支持和政府的政策等等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Thorkil：在丹麦他们的生活情况还不错。我们有特殊的学校为他们提供教育，有专门的治疗师来帮助他们，有高等教育愿意接受他们，并且大部分对自闭症患者都是免费的。我们也有特别的项目来帮助他们， 为他们的就职做培训，有很多有爱心的公司愿意来雇佣残障人士。丹麦在这方面是很适合残障人士居住的国家。

YiRuo：很高兴知道这些信息！那么你们是打算通过和SAP的合作来开启中国项目吗？我知道有些组织像深圳的残友，他们雇佣残疾人 士做IT方面的工作，并且和很多IT公司都有合作。他们的服务方面包括软件外包、电子商务、动画及平面设计等等。我觉得你们两个组织有很多共同点，或许你们可以合作。

Thorkil：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当一个组织已经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时，我们就很容易通过和他们的合作进入当地市场。如果我们还能得到政府的支持，那么当我们准备好（进入中国）的时候，这将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YiRuo：是的。还有一个组织叫做无障碍艺途（WABC），他们正在探索自闭症患者在音乐艺术方面的才能。他们想问你像中国本土的NGO有没有机会可以和相关的国际NGO进行一个合作，比如资源共享之类。

Thorkil：有的。我们正在建立一个全球的教育资源分享平台，在那里有用的信息和知识将被分享。但我们暂时还没建立成功。我们还有我们的“百万职位”的目标，来不分种族不分贫富的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我们只是暂时还没有把这个平台搭建完全。等这个平台完成后，我们就可以像你建议的那样和世界各地的NGO分享我们的资源了。